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清楚地显示出从农业部门主导、工业部门主导，向服务部门主导的结构变迁。相应地，起关键作用的要素大致经历了土地、资本、技术、人力和智力资本的转换。创新从工业部门主导阶段开始，其重要性逐渐增强。在服务部门主导阶段，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创意，如构思、设计、程序等，特别是在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其物质形态的成分越来越少，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就上海而言，未来的发展趋势应逐渐与服务业、智力资本、创意相联系，而这些方面均与文化要素和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共生与互动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传统分析着重探讨土地、资本等不同要素的贡献，以及均衡增长路径的存在。之后的研究侧重技术内生化和不同国家增长率的趋同或趋异，但较少涉及增长中主体及其作用。即使考虑相关主体，也是假定其偏好、动机和行为既定，其作用也仅仅是一种象征，并不起实际作用。这种缺少企业行为及其作用的增长分析，就像没有主角的戏剧文本，存在很大的缺憾。经济学家熊彼特把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作为增长的最终动力。他认为，企业家创新导致的“创造性破坏”，打破经济的循环流转，实现持续增长。经济学家舒尔茨则指出，经济增长理论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忽略了增长过程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二是忽略了企业家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作贡献的价值。他认为，当这种不均衡出现时，就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以取得收益的机会。那些了解机会并能抓住机会的人就是企业家。经济学家鲍莫尔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增长，发现这些经济体令人羡慕的增长记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新，而使创新规模较大的原因在于，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把产品和市场创新作为最重要的竞争手段。经济学家纳尔逊分析了决定企业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以及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认为企业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转换器，而是一个“社会体系”，这一体系对其成员的激励作用有高有低，程度不同，影响着管理决策的执行方式，影响着如何识别和评价可供选择的方案，由此决定不同企业的效率差异。这里的企业家主体作用和“社会体系”状况如何，都和文化要素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人力资本乃至智力资本，增长的创新动力是创意，包括科学创意和文化创意。一方面，智力资本的规模和创意的数量，更多地受到文化要素的制约，即人们的价值观、信仰、惯例等对增长的影响在增强；另一方面，基于智力资本和创意的增长，也会推动文化变革，从而产生二者的共生演进。相对于工业化社会的增长，经济与文化共生演进导致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转变为主要依赖智力资源投入。这是因为，智力资本的积累更多地依赖于文化要素和文化产业，而智力资本积累本身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文化；文化产业的发达有利于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创意规模扩大，同时，更多创意的产生带来文化产业门类的扩大。可见，这种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共生演进会产生正反馈效应，对二者均产生规模报酬递增。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规模扩大迅速，并可能在上海转型发展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在现代经济中能否作为主导部门，产生上述扩散和分工效应，是关注的重点。首先，文化产业的范围广泛，具有强大的扩散效应。按照我国的分类，文化产业包括核心层、相关层和外围层，有数十个子产业，从产业链看，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例如，一个创意的题材可以形成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形象产品、音乐、舞台剧、纸质出版物等大量衍生产品，并且可以与广告、设计等方面联系开发。文化产业还会带动相关设备制造、设计、研发等后向部门发展，也会为前向推广、知识产权交易等提供条件。其次，文化产业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提供精神产品，除了给产品或服务购买者提供娱乐、休闲等直接经济效用外，还具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效用，从而具有附带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常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教育和培训，需要相应的投入成本，但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溢出效应，相当于无成本的投资。因此，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再次，文化产业中除了创意部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以人文资源为基础的旅游和相关产业开发，这类产业的主要投入是历史形成的人文形象和符号，其边际成本为零，环境成本也为零，它的扩展和整合对增长的效应无疑是很大的。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组织形态也会出现新的特点，由传统的层级制为主，转变为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情况，联盟式、网络式的企业组织形式大量增加，层级制形式本身也会逐渐减少纵向层次，向扁平式、集团式等转变。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变，导致企业竞争方式的变化，更多地关注合作式竞争和共赢。在智力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条件下，企业管理的理念也越来越关注以人为本的激励，相应地，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战略和绩效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反映了在微观层次上的文化与增长和创新的共生演进。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