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让“他者”信服，信任。第三，“他者”能够自愿地接受这种文化。
　　这是软力量的本质。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其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
　　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缺少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我们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我们，但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逻辑呢？一时难以说清楚。

    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

　　那么，中国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才能做到呢？我要强调三个解放：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就是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
　　第二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
　　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止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关心政治的，道家则不关心现实社会。中国没有出现近现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与传统相比，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
　　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的文明，虽然历经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
　　我记得国家领导人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但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制度的改革，创新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