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

傅国涌

    ——我的增量历史观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

    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

    ［1］

    18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在千百万个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2］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只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带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3］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 “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弟，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