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是首都北京基本经济形态之一,对于推动首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对首都巨大的人口、环境和交通压力，如何促进总部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重要议题。对此，我们这里根据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基于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强调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

    基于核心功能的角度，总部企业调整方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一是行业选择上，倾向于选择技术密集、知识含量高、无需大量能源、没有污染的企业总部，如金融、商务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总部；二是价值链各个环节上，倾向于保留高端创新环节；三是保留跨国企业地区总部，跨国企业总部是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北京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符合北京“对外交流中心”的定位。

    基于行业筛选角度，将北京市拥有的中国500强企业总部按所属行业分类，分析北京市各个行业总部的实力；同时，基于个人所得税是总部经济对地方政府最大的税收效应考虑，根据行业平均工资水平的高低对行业进行筛选。综合上述两种筛选标准，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三大行业，船舶，电力，基建、建筑，旅游酒店业，石油、天然气、化工行业的总部可以保留。

    从价值链判断角度，总部可以分为生产总部、营销总部、采购总部、研发总部、管理总部和综合总部。根据北京市商务委调研过去7982家一二级总部企业实体化经营结果显示，具有三种以上功能的总部企业数量少，税收贡献大。虽然，功能越多意味着税种和税源越丰富，但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必须舍弃部分经济利益。结合价值链各环节功能和北京市资源现状及首都功能定位，针对北京的各总部企业可以将部分环节剥离，生产环节和售后环节可以剥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采购和物流环节可以剥离到原材料产地附近，总部企业部分环节的剥离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压力，还能通过总部企业与分部的联动增强北京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对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有重要意义。

    从功能整合和规划角度，北京市拥有八个总部聚集区，四个发展新区，规模庞大，但并未形成行业总部聚集的格局，各个总部聚集区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位，聚集区过多，功能重复，不仅增加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也不利于总部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根据功能重新整合为八个总部聚集区：金融企业总部聚集区、跨国企业总部聚集区、高新技术企业总部聚集区、高端服务业总部聚集区、电子通讯企业总部聚集区、低碳绿色产业总部聚集区、文化创意产业总部聚集区和临空经济区。

    从拓展路径角度来看，总部经济的发展除了“舍”，还要有“引”。目前北京最大的问题便是人口压力，如何在分流人口的同时发展总部经济？国际行业协会及组织是较好的选择。国外的行业协会被称为“第二政府”，在我国还未构建国际行业协会总部，这是一个可以考虑导入的国际元素。国际行业协会和组织的引入，有助于首都北京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竞争力。

    在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规划发展路线图

    首都总部经济结构的优化，应置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天津可以作为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总部承接区域，对于行业筛选中迁移出北京的部分行业总部可以考虑迁往天津。河北目前还不具备总部经济的发展条件，可以考虑承接总部剥离出的制造、售后服务等环节，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分离的模式，将北京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加强区域联动，增加北京对河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力。

    总部经济发展路线图可以总结为：引入并发展国际行业协会及组织，保留并升级跨国企业总部，大力发展金融、互联网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总部，剥离总部企业的生产、售后、采购、物流环节，构建八大功能总部聚集区，天津承接部分总部企业，河北承接总部企业剥离的部分环节，通过总部经济联动效应带动京津冀区域发展。

    在渐进调整过程中完善配套措施

    总部经济结构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式的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一是建立“京津冀共同发展基金”，采用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世界银行等海外融资配套方式，解决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资金问题。

    二是建立“就业服务中心”，通过提供技能培训、职业介绍、担保贷款等服务，安置结构调整中富余的人员。

    三是建立“国际行业协会服务中心”，通过建设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和交流平台，提供畅通的政府联络通道和贴心的管家服务，吸引国际行业协会的入驻。

    四是构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平台，加强政府服务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运行规则，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首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阶段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