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利用自身的块状经济、山水资源、历史人文等独特优势，加快创建一批特色小镇，不仅有利于破解经济结构转型难题，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是浙江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选择。

　　特色小镇顺应了经济地理竞争理论

　　从结构形态看，特色小镇摒弃了“大而广”，追求“小而精”，避免了产业集群带来的“负外部性”，顺应了经济地理竞争理论。

　　“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0年美国迈克尔·波特教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即通过企业之间的协作分工和资源共享，从而降低平均成本获得规模经济。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有很多产业集群的成功案例，比如美国的硅谷和加利福尼亚生物技术集群、丹麦的家具集群，等等。但是，并不是产业集群范围越大，单位企业平均成本越低，两者总体表现出一种U型曲线关系。在初始阶段，园区规模越大，平均成本确实越低。但当集聚到了一定程度后，“拥挤成本”和“负外部性”开始产生，一些企业不愿进行研发投入，而倾向于“搭便车”，对市场上新产品只模仿不创新，结果会带来产品结构雷同、低价恶意竞争、环境破坏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美国的好时镇、法国的普罗旺斯小镇、希腊的圣多里尼小镇等，虽然体量都不太大，但十分精致独特，是产业集群成本U型规律的战略选择，对浙江特色小镇的建设规模和形态有重要启迪。

　　“小而精”的结构形态适应了互联网经济的生产需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工业生产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方式逐步被小批量、定制化的柔性生产方式取代，成本的重要性退居次位，空间距离对制造业布局的限制大大削弱，劳动力质量、通信网络的易达性、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成为更为关键的因素。对于我省而言，培植易于接近创新源的小型孵化器、众创空间和特色小镇，通过和大学城、高端人才的结合，将形成新的集聚和虹吸效应。

　　特色小镇顺应了产业结构高端化规律

　　从产业定位看，特色小镇聚焦七大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是破解浙江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抓手，顺应了产业结构高端化规律。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不论国内外学者们的划分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产业结构总是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总的趋势是农业——消费品工业——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与此同时，产业园区也经历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型升级的过程，其大致轮廓表现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知识城等）、生态产业园区（高端服务产业区）。

　　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是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方向。绍兴纺织、大唐袜业、嵊州领带、海宁皮革等块状经济，是浙江从资源小省迈向制造大省、市场大省、经济大省的功臣。然而，步入新常态的浙江制造，并没有从“微笑曲线”底端走出来，产业转型升级滞后于市场升级和消费升级，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和消费需求外溢。特色小镇聚焦支撑浙江长远发展的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产业，以及茶叶、丝绸、黄酒、中药、木雕、根雕、石刻、文房、青瓷、宝剑等历史经典产业，就是要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推动浙江制造供给能力的提升，通过发展载体的升级推动历史经典产业焕发青春、再创优势。

　　特色小镇顺应了现代城市规划理念

　　从建设内容看，特色小镇坚持产业、文化、旅游功能叠加，坚持生产、生活、生态融合，追求以人为中心，顺应了现代城市规划理念。

　　100多年前，针对城市膨胀和环境恶化问题，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兹·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带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田园城市”。“田园城市”主要有四个形态：一是田园城市核心区占地约1000英亩，约4平方公里，与特色小镇不超过3平方公里的要求基本吻合；二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与特色小镇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基本吻合；三是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与特色小镇产业文化旅游融合基本吻合；四是城市的土地由专业委员会受托掌管，与特色小镇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基本吻合。田园城市是十九世纪四大城市设计理念之一，对英国城市设计和当代世界的城市规划带来深远影响。可以看到，浙江特色小镇的建设形态和田园城市的基本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特色小镇是第四代产业园区的探路者。随着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加快，原来功能单一的开发区已经无法适应产业变革的要求，迫切需要向更加紧凑、更加绿色、更加多元的复合型园区转型。2011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了“第四代产业园区”的概念，即对产业区、生活区、服务区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产城互动的良好局面；园区为企业创造包括融资、产业链整合、市场拓展、战略建议等全方位服务，使其成为吸引人才、集聚企业的重要品牌。我们的特色小镇，就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社区，符合现代人既要在市场大潮中激情创新、又想在优美环境中诗意生活的追求，未来将会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一道新风景。

　　特色小镇顺应了区域制度变迁规律

　　从运营方式看，特色小镇凸显了企业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浙江“小政府、大市场”的比较优势，顺应了区域制度变迁规律。

　　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在理论界被称作“浙江模式”。这一模式的本质就是以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为主、依托市场发展的路子。特色小镇“非镇非区”，不是行政建制镇，也不是管委会式的产业园区，而由企业主导建设，正是对有效发挥民营经济创造力的又一次延续。

　　坚持市场化运作特色小镇，是制度变迁良性循环的自我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从而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上的“惯性”，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简单来讲，一个地区一旦最初选择了某一条路径，无论这条路径是“好”还是“坏”，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要跳出来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路径依赖”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的很多制度创新，包括特色小镇，首先需要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出发。可以讲，特色小镇不是“无中生有”出来的，而是“民企的路径依赖+政府的顺势而为”的结果。如梦想小镇的形成就是阿里巴巴生态产业圈辐射延伸的成果。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是新常态下浙江供给侧改革创新的重大选择，它必将以巨大的指导作用，推动浙江经济社会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持续深入发展。（原标题：浙江特色小镇的理论内涵 作者：明文彪 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体改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