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深圳的经济表现中，出现了一个“亮点”——第二产业的占比“逆势”回到40%以上，达到41.3%。

    确保制造业优势一直都被当作深圳产业政策重点。深圳市2016年出台《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产业用地统筹管理，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0%。

    相比于其他同等经济体量的城市，深圳的制造业贡献率明显偏高，30%的工业用地红线被认为是重要保障因素。但在整个城市土地缺乏的背景下，有观点提出，深圳是否有必要坚守工业用地红线？

    近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撰文提出，从长期看，将当前30%的工业用地红线降至20%。这使得该议题再次进入公共讨论空间。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是坚定的工业红线拥护者，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长远来看，制造业在深圳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土地资源需要采取大约30%的配置比例。

    争论的双方都提到了大都市区的概念，一方认为大都市区可以承接深圳的产业外溢，另一方则主张大都市区更多起到提供居住空间的功能。两种不同的思路背后，也折射出关于城市发展模式的分野。

    每年减少1%工业用地行不行？

    宋丁撰文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格局下，深圳的城市角色毋庸置疑地将要迈向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市域内的土地利用必须以开放的眼光和战略进行合理配置。

    从产业结构来看，2017年深圳的三产结构为0.1∶41.3∶58.6，同时期，北京为0.4∶19.0∶80.6，上海为0.3∶30.7∶69.0，广州为1.1∶28.0∶70.9。

    相比之下，深圳的二产占比远高于北上广，三产比重仅比全国同期水平高7个百分点，这一方面突显了其制造业优势，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也一定程度意味着，深圳服务业的潜力尚未很好地匹配其发展水平。

    宋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深圳的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工业占了太多的土地资源，也影响到了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它的服务业基础还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比纽约、巴黎、伦敦的情况，把制造产业留在大城市仍然是一种工业化思维。制造的部分一定会从大城市转移出去，并且一定与大城市相隔不远。大城市的功能不是制造，而是创造，深圳的增长真正依靠的是大量创新产业。

    深圳规划专家、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公司董事长王富海也认为，保工业用地的初衷是好的，但从专业规划的角度来看，超过30%的比例是彻头彻尾的工业城市，对于深圳，这是否有必要？

    划定工业用地红线的背后，深圳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于，建设用地比例被控制在市域面积的50%以内，早在2015年，建设用地总量已超过940平方公里，至2020年深圳只有30平方公里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2016年起平均每年仅6平方公里新增建设用地的配额。

    在一些人看来，保工业用地红线的代价是挤压了土地的其它用途，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短缺矛盾。而土地短缺，正是造成深圳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王富海说，因为要保工业用地，深圳的住宅、小学、医院等项目不得不在城中村改造中尽量安排，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成本。

    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2.5岁，人口结构相对年轻，这也对应着大量的房屋购置及租赁需求。有分析认为，深圳没有理由不把有限的土地资源更多用于改善居住环境。

    宋丁提出，如果每年腾挪1%的工业用地，十年内完成，每年大约可释放9平方公里土地用于非工业项目，深圳居住用地严重缺乏的情况会得以大幅缓解，对改善居住条件、稳定房价，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多个区提出保障制造业空间

    工业用地红线的态度背后，事实上是对于深圳发展制造业的态度。

    在近日陆续出台的深圳各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宝安、龙岗、龙华3个制造大区均提出了保障制造业的产业空间，守住工业控制线，严控工改商、工改居。

    宝安区提出，将出台政策性产业用房租赁管理暂行办法，为优质产业项目提供低成本的产业用房。

    龙岗区提出，将通过收购、租赁、合作、置换等方式，完成旧工业区改造35万平方米，新增产业用房82万平方米。

    龙华区提出，将牢牢守住32%产业用地红线。推出6-8公顷产业用地招拍挂，推动集体未利用产业用地入市，确保开工建设产业用房100万平方米以上。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告诉记者，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否则会导致“创新空心化”。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服务业更容易产生辐射带动效应，譬如纽约，足以通过全球的辐射效应支撑它的经济发展，但相对而言，制造业依靠空间外拓、外围支撑总部发展的效应较弱，所以，深圳必须要保有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在本土，这尤其需要相应的土地资源配置。

    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作者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对于创新的价值来说，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和选择正确产品特性或设计特点的能力同等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薄弱的制造能力最终将削弱创新。

    深圳光启董事长刘若鹏曾对记者表示，所有的产业不仅仅是由资本运作组成，而是包含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工艺、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包括高端装备制造、飞行装备、机器人等在内，有些环节对空间的要求很高。

    事实上，宋丁的建议也并非完全“去制造业”，他提出，30%的工业用地对GDP的贡献率能达到40%，假如能逐步将工业用地比例降至20%，对GDP的贡献率仍然有望超过30%，在全球重要城市中仍是最高水平。

    至于深圳的房价问题，袁易明指出需要综合治理，大都市区化发展是解决居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在深圳人口大量流入等因素下，即便通过工业用地释放出了一定空间，抵消房价上涨的效应仍然会比较弱。但深圳更应该考虑的，是城市中长期的产业格局。（原标题：深圳工业用地争议：是否该守住30%红线？ 记者：王帆 编辑：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