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经济学家挨骂的事例已不鲜见。

    有人将此现象归结为精英阶层与草根民众间的情绪对立；有人把哗众取宠视作某些经济学家挨骂的原因；还有些人认为，学者之所以在百姓眼里被贬值为“砖家”，主要原因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是对财经实务和基层民情了解程度的不足。

    以上几种解释都有一定依据，但笔者认为，一些经济学人在百姓眼中贬值，主因不是知识不够多、水平不够高，而是实事求是作风的匮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唯上不唯实，本位主义盛行，以及陷入一些小圈子、为利益集团所囿等。其中，三种现象值得关注。

    其一，“抬轿派”的日益壮大。陈云同志提出，要唯实不唯上，要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实事求是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果的可靠保证，也是社会科学界应当长期坚持的思想品德，但近些年来学者讲真话的风气却较以前淡薄了。有些研究者习惯于揣摩领导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经作了决定或领导已经表了态，一些专家就会为此找理据，为此造势，为此阐释细节和意义。

    甚至该决策的负面作用因形势变化和时空转换而越来越凸显，“抬轿派”有时也会极力维护原有的观点。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虽然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十分正确，但此后3年的渐进升值方式却有弊有利，而且越到后来弊端越大。比如21%的升值幅度已非外向型企业所能承受；渐进升值产生非常明确和一边倒的升值预期，导致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流动性泛滥，国际收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没有因升值而减少，反而持续、急剧地膨胀等。但是国内相当部分专家一直一边倒地宣传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好处。

    除汇率问题外，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抬轿派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早在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逆转，国内企业的日子已很艰难。但“抬轿派”却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某种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每项政策总是有利有弊，每样决策总得接受形势变化的挑战。当时易势移的时候，当发现问题已经存在的时候，有责任心和爱国的研究者应该站出来说真话、讲实情。温家宝总理曾说，“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广宇。”其意就在勉励学者要坚持唯实不唯上的思想作风，期待学者敢于指出政策的不足之处、善于为中央提供不同视角的政策建议。

    其二，利益集团对经济学界的不断渗透。比如，黄光裕明明涉嫌洗钱、造市、侵吞银行贷款等多种严重性质的犯罪，有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提倡豁免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有的甚至公然在国内外媒体上为黄喊冤；明明我国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普遍超过10倍，高价房已成为积累金融风险、影响社会和谐、削弱基层民众消费潜力的负面因素，却偏偏有一些学者不断为高房价辩护；明明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是美国政府的国策之一，在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欧美金融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却一边倒地为升值政策唱赞歌。

    这些案例说明，随着商业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确实已为“钱途”所困，沦为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

    按照笔者的观察，学者为利益集团服务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欧美大企业、大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高薪聘用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利用其市场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第二种是外国机构和外国基金会在中国境内出钱资助经济研究机构，使其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第三种是国内某些企业明里暗里“团结”部分学者，使其成为本企业或本行业的代言人；第四种是学者本身在该行业或该市场(比如股市)有巨大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借“著名专家”的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第五种是个别领导干部亲自带研究生，迅速提拔嫡传弟子，以致他们的门徒大都身居要职，在政治和学术上形成一个相互维权、相互“抬轿”的“小圈子”。最后一种情况不仅影响招聘和晋升的公平性，还会助长学术腐败，并成为派系纷争的源头之一。

    其三，学风中本位主义问题严重。一些机关下属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几乎都受到观点和政策建议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虽然这些机构的许多研究报告都很有深度，但在涉及主管单位所辖职能、权限、政绩和存在问题等方面，研究者大都会取用相对有利于本部门或本级政府的论点和论据。

    如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从属不同的研究机构之间，观点相左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笔者有时就会听到某些研究员被领导批评为“拿本单位工资、不为本单位说话”的信息。在有关宏观调控的方向争论很激烈的时候，有些部门甚至在基层调研时，给被调查对象发出“请正面评价某某政策积极作用”的标题。如此调研、如此研究，某些经济学家挨骂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