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蜗居》居然引来了这么大的热闹，可见我们被房子和现实伤得有多深。

    一部普通的电视连续剧居然引来这么多热议，可见别的影视作品离真实有多远。

    《蜗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真实，与我们的现实很近，甚至还影射了小三和贪官，影射了一下物欲横流的大都市。影射之外，《蜗居》很诚实地反映了我们共同具有的那种矮小人性。因为太诚实，因为太自然，所以甚至还引发了有关低俗与黄色的讨论。我说过，如果把城市里那些万家灯火的墙都贸然拆开一面，你一定会发现低俗与黄色其实就是人生的另一面，你一定会发现人生其实这样鄙俗不堪。

    《蜗居》其实没说出什么更新鲜的事情。关于房子，是这几年中国人嘴里天天要谈论的重要话题。因为房子像一座大山已经压在背上，因为更多的人都被房子按住了再慢慢揭皮，因为房子是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因为房子带给我们关于财富和安全感的人生初体验。

    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有关房子的剧，不用编也天天上演，素材之丰富，早已超越了我们想象。《蜗居》只是还原了一下我们的生活，只是掐了一下还在做梦的中国人的大腿，就让我们结结实实地疼了一把，就让我们有些受不了了，以致北京电视台已经停播《蜗居》。广电总局出来说明这是正常的节目调整，好吧，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正常往往包含着大量的扭曲。

    前段时间，杭州一个留学归来的博士跳楼自杀，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也有很多人觉得非常自然。比如，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这样的——该博士苦读几年归国，发现当年的同学要么升官上位，要么赚钱大把，再不济的也倒腾了几套房子，身家早就不一样了。可是博士自己呢，回来任教职的大学不过是给个小房子，每月薪酬也有限，财富未见半点增值。几年苦读，百无一用，于是心理失衡，索性告别了这个冷酷的物欲世界。

    要我说，这种观点当然是庸俗的，可是现在社会上就是这种价值观在大行其道，所以才弄出很多无趣的人和事来。作家慕容雪村在杭州居住一年，对杭州乃至浙江的人文生态，给出了“无趣”两字。原因他概括得简单——这里草根民营经济发达，造就两个最主要的社会阶层，一是老板，一是打工者。两种人都为钱奔忙，所有人都为钱奔忙，基本上没人来理会什么人文的事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读大书的人。

    慕容雪村的观察或失之偏颇，但仍足以给我们以启示：单一以钱为标准衡量一切的价值观，会造成整个社会生态就像一个大的蚁族：黑压压拥挤着生存在那里，平庸忙碌，了无新意，却也永不停息。

    而在《蜗居》的映照下，“蚁族”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也浮现出来。在学者廉思的笔下，“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甚至很难满足自己的性需求。

    所以，只要有蜗居和蚁族这样的生存现实，我们就很难自得其乐地骄矜中国今日的“富足”，也很难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幸福感十足的城市。不是要刻意打击大家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只是提醒还有另一种现实——要更富足、更幸福、更和谐，我们就不能选择性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