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节，在伦敦的一辆巴士上，一位黑人妇女对我说：“Gung Hey Fat Choy!” 见我一脸诧异，她马上改用英语说： “Are you Chinese?”（你是华人吗？） 我点点头。她这才放心地说： “Happy Chinese New Year!”（春节快乐！）

    我们聊了起来。我最终才搞明白，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粤语的“恭喜发财”。我粤语原来基础就不好，再加上她走样的发音，所以没听懂。她告诉我，她是当天下午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学到这句话的：当时广场上正举行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一位华裔主持人用粤语不厌其烦地向广场上的英国人传授这句话，以至于使她坚信，那就是中文的“春节快乐”。发财= 快乐？后来，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向华人拜年时也用蹩脚的粤语说“Gung Hey Fat Choy”，我才明白，多数英国人大概都把中国人的“快乐”与“发财”划了等号。不过，也不能责怪英国人。其实，如今不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香港、澳门，不论是在台湾、新加坡，还是在全球其它国家的华人社区，作为春节的问候语，“恭喜发财”大有取代“春节快乐”的趋势，甚至前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全球华人发表春节电视讲话时，都没忘了赶赶时髦，结尾用中文“恭喜发财”向华人拜年。

    据说，早在1842年，就有一位名叫威廉•亨德的“老外”注意到了中国人这种独特的拜年习俗。当时，他写了一本《洋人在广州》的书，书中提到每逢过年的时候，中国人见面便打恭作揖，口里不停地讲着“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他对这一习俗的解读是：“中国人可能由于发财心切，才发明了这句祝词”。粗通点儿中国文化的“老外”都知道，在中国，除了菩萨、基督等外来的神之外，唯一本土的“神”就是“财神”。今年伦敦春节庆祝活动的重要一项就是 “Money God Arrives”，翻译成中文就是 “财神到”。但多数“老外”可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庶民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古有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近有文革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大潮裹挟之下，除了当上了“中央领导”的前农民陈永贵之外，民间无数的张有财、李富贵，都纷纷改名为张卫东、李向阳……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两种文化才“合流”：于是，日常生活中，无论朝野，不分官民，齐心协力“闷声发财”；逢年过节时，无论尊卑，不分贵贱，拱手齐声 “恭喜发财”……

    很久以来，国际上就有“中国人天生会赚钱”、“中国人是经济动物”、“华人是东方的犹太人”等说法，而最近公布的一项全球民意调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些说法。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和民意调查机构“环球扫描”联合在全球20个国家进行了抽样民意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热爱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人，名列全球之首：74%的中国人认同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前途的经济体制的看法，随后的排名则分别为菲律宾（73%）、美国（71%）和印度（70%）；而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欧洲，认同自由市场的比例却低得多：西班牙为63%，意大利是 59%，法国最低，只有36%。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市场迷恋情结”，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解读是：“对一个新年人人都说‘恭喜发财’的国度而言，我们应该感到惊叹吗？”

    改革死了？

    然而，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在当今中国这种“全国上下贺发财，万众一心奔小康”的热潮之下，却涌动着一股对市场化改革方向深深怀疑的潜流。一方面，你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最热衷于赚钱、致富、发财，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目前是许多中国人对市场化改革方向最为怀疑的时期。

    在中国诸多的网站上随便浏览一下，你就不难发现许多质疑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帖子。这些帖子不仅痛责经改带来的种种社会流弊，而且迁怒于力主市场化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尽管某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近 30年，有关经改的探讨早已应该深入到“技术层面”上，但许多网民却执拗地在经改方向这种“政治层面”上纠缠不休，死缠烂打。2005 年中国网络言论争辩经改方向的规模之大，程度之烈，抨击“主流经济学家”的炮火之猛，可谓“不同寻常”，以至于一些老资格的中共改革家、理论家，如高尚全、刘吉等，都不得不亲自出马，为经改方向辩护，为“主流经济学家”辩护。

    中国《经济观察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如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改革的大方向出了问题，有人主张从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甚至不惜将改革创造出的增量也要带回到过去的体制。”

    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对经改方向的质疑，如今已经从底层民众、普通网民扩展到中国的知识界，而且，发难的不仅有学术界的老左派、新左派，也有某些新老自由派和某些暂时无法划入左右阵营的学者。

    “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中国《董事会》杂志执行主编袁剑最近的一句发问，在左右色彩并不太鲜明的中国知识人中颇具代表性。

    三大转型

    今日的中国，经济改革越深入，路径迷茫越严重；GDP增长越迅速，思想分歧越尖锐；百姓一方面迷恋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对“市场竞争”的结果充满了挫折感。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的激烈争论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要害的地方了。”在他看来，“主流”与“非主流”的对立，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左翼与右翼的胶着，以及可能出现的反复，正是中国改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缩影。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也认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

    毋庸置疑，某些不当或过于匆忙的改革措施也败坏了市场经济的声誉。对于“市场”俩字，许多底层民众似乎未享其利，先受其害；城市普通工薪阶层在收入尚未大幅度提升到中产阶级水平之前，原来享受的福利却被迅速剥离；中国在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四化”之前，却先快马加鞭，推行起后来引起民怨沸腾的“三化” ──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

    而在袁剑看来，更糟糕的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改革的支持基础日益削弱，从八十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九十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国‘光荣改革’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

    “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中国人原以为尝试了市场经济，就可以全民咸与致富，但结果发现，在中国的土壤上，他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批“收成”竟然是富少穷多，两极分化。

    不过，在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看来，中国经济改革引发今天的种种问题、导致民众的种种不满，并不足为怪。

    陈志武最近在接受中国《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走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奇怪。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1978年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转型。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

    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流弊，陈志武开的药方是：继续市场化改革。他对《商务周刊》说： “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都进行。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客观地说，不管中国社会各阶层、学界各派别对经改方向有多大的分歧，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共识：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中国要想彻底“原汁原味”地返回到改革前的昨天是不可能的了。

    的确，在中国进行了灾难性的计划经济试验之后，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再回到共同贫穷的昨天。不管如今的市场经济试验在中国带来了多大的不满、怀疑、抱怨、甚至敌意，但如果前述的那项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基本准确的话，那么就应该说，中国至少有超过70%的人，仍然还想通过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来实现他们的致富梦想，仍然还想逢年过节时底气十足地向亲友拱拳高喊一声：“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