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1500人移民海外带走600亿民间资金

    他们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
    很多人拒绝承认这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
    可以说，浙江这一拨人，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波也是人数最多的移民潮”中的主力人员。
    按照投资移民400万元的起步计算，最近10年有600亿的浙江民间资本投向了海外。当然，乐观的人士并不担心这个数字，因为它甚至不到温州民间资本的十分之一。
    不过，实实在在的事实是，“移民”现在更多的是一项“生意”，它已经从富人阶层渗透并开始影响了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我们试图通过调查，揭开这群移民的神秘面纱，还原发生在移民产业链各个环节中的故事。

    谁在移民
    中国第三波移民浪潮 大多是浙商投资移民

    几乎每隔半个月，刘清就会接到一个电话。

    “叫我去参加移民推介会。”这些电话来自不同的移民中介公司。电话那头热情的移民顾问，几乎没有等他思考便报给他一长串的地址。“每次活动都是在五星级酒店或高档会所”。
    有时，刘清会反感这些电话，但他还是会耐心接听，因为他心里确实也想移民“出去看看”，他的电话是在陪朋友去移民中介公司咨询时，主动留给对方的。
    刘清在义乌经营一家塑胶企业，生意主要来自欧洲。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好多人都有移民意向。
    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两波移民潮不同，刘清这一拨人的出现，被归类到这个国家的第三波移民浪潮中。在他们之前，更多的是技术移民或者被称为“洋插队”的留学生。
    “现在我们办的移民客户主要是投资移民，对象也是以企业主为主。”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总经理王峥说。新通是浙江最早一批被批准从事因私出入境业务的中介机构，说话干练、简明的王峥在这个被称为“卖人”的行业里工作了近10年。今年1-5月，公司有效客户的咨询量就超过了1500人。
    移民公司活跃的咨询背后，是浙江蓬勃的民间资本在发力。省工商局最新的年度统计显示，这个民营经济大省，有超过7万家私营企业在健康地经营运作着，总资本近1.3万亿元。
    按省内一些移民公司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投资移民成功率较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只要向这些国家投资以上金额的资产后，便可以在2年甚至一年后拿到当地的“绿卡”。

    做发电机生意的黄老板 为了谈生意方便移民去了德国

    “这纯粹是因为生意上的需要。”黄先生是一位被要求匿名的采访对象，他现在已取得了德国国籍。让他产生移民念头的，是一次不愉快的商务签证经历。
    5年前，黄先生的生意是把德国的二手发电机转卖到国内。很多人不像黄先生那样，对那个时期浙江的缺电现象印象深刻。
    如果我们翻一翻5年前的报纸，就会发现大量的企业新闻里都会出现缺电的报道。黄先生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从德国买到一批廉价但好用的燃油发电机，然后兜售给了温州、金华等地一批企业，从中大赚了一笔。
    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善于寻找机会的商人还没有离开这个行当，更不会选择移民。在一次商务活动中，德国一个生意伙伴邀请他去当面洽谈，不过当他兴冲冲地赶去德国大使馆时，却被告知无法给他签证。他感到有点恼怒，因为他的助手获得了签证，“我作为最后的拍板人，怎么可以不去德国呢？”
    最后，他找到移民机构帮助解决这个麻烦，后来顺便办了德国的“绿卡”。当然，他为这个决定付出了500多万元，这包括他在德国注册公司和购买资产的投入。现在，他在德国开了分公司，雇了当地人给他找各式赚钱的机会，生意也不再局限于倒卖发电机了。
    多数和欧美做外贸生意的浙江商人，都有过类似黄先生这样的尴尬。而这也是移民公司在向浙江的老板们宣传移民时的主要卖点。“毕竟你只要买一张机票，随时都可以出国。”
    除了做生意之外，普遍缺少安全感的这一代浙江商人，也把移民作为改善生存环境的一个途径，其中给子女提供优质教育的占到6成以上。
    “很多人对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还留有深刻的记忆，这难免会让他们产生一些忧虑。”温州知名经济学者马津龙分析说。在富裕的温州，有成批的大小老板，他们也正是浙江投资移民的一个主力群体。

    移民顾问
    英语好、留过洋、懂证券金融和法律 招聘条件和汇丰银行差不多

    顾林每天做梦都在盼望能甩掉自己那张娃娃脸，因为她觉得这张脸无法让客户在瞬间信任自己。
    作为移民顾问，她太需要坐在对面的客户能信任自己了。“因为我们做的业务，会影响客户和他的家庭未来的生活轨迹，只有首先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才会放心交给你去办理。”施强国际移民业务总监余华康说。
    余华康早年从杭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进了一家旅行社，后来由于“非典”的影响，旅行社惨淡经营，转行进入了移民中介业务。他看上去性格开朗，有着滔滔不绝的表达能力，能够讲上两三个小时而不喝一口水。
    余华康为公司招聘过很多移民顾问，他最看重的是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有一次面试时，他给应试者出的一个题目就是，用一句话表扬一下坐在身边的一个人。
    王峥甚至还发现，自己贴出去的招聘条件和汇丰银行的条件几乎是一样的。在他们那里，除了要求移民顾问英语好之外，还要具备证券、金融、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当然如果有海归背景的更好。
    顾林正是这样的人。三年前她从德国留学回来，最先是去了一家欧洲企业杭州办事处上班，半年后她跳槽去了移民中介公司。“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做这个。”
    有些移民生意利润高达100% 对方国家还会给回扣

    资深顾问能拿到50万年薪
    为了抢客户 参加高尔夫俱乐部

    现在的顾林一身职业装，从前的长头发已经不见了。
    “进了公司后，发现大家都是剪短发的。”一个月后，顾林也顶着短发去上班了。她觉得这样能让自己显得更干练，毕竟坐在对面和她做交流的，基本上都是千万富翁。“我想让他觉得我值得信任。”
    除了发型的变化之外，顾林现在接电话也变得非常“职业”，总是以标准的“您好”来开头。“有一次我妈妈都觉得很生气，说我讲电话的时候，好像她是我的客户一样。”顾林无奈地说，她妈妈可能不知道，作为移民顾问，女儿必须时刻保持着工作状态，因为她的客户随时可能打电话来。
    顾林的同事差不多都是30岁到35岁左右的年龄，而且清一色是女性。“我难以想象，一个还没有成为母亲，甚至没有建立家庭的人，会有足够多的共同语言和体会，与客户交流对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看法。”王峥说。
    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这些年轻的移民顾问也必须穿上一层又一层的正装。只有到了吃饭时间，她们才会不约而同地换上色彩斑斓的人字拖鞋，来证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被时尚的潮流所遗忘。
    在这个行业里，也有初来乍到的顾问，为了能有更多的客户资源，报名参加一些EMBA的培训，甚至参加一些高尔夫俱乐部等，结识更多的老板。“我们不会去培养‘交际花’，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确实能带来一些客户资源。”余华康说。
    当然，顾问们辛苦的工作也会换来不菲的收入。在移民顾问这个行业里，一个成熟的销售人员一般一年都能做到10万元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司里，一些资深顾问甚至能拿到50万元以上。

    移民生意
    专业移民公司
    一年营业收入有四五千万

    每个周末，杭州一些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总是被排得满满的。“每个月总会有1-2场的预订来自移民公司。”杭州雷迪森酒店销售部张姓经理说。这样的频率和别的行业比，算是比较高的。
    现在来看，移民成为一项生意至少应该从2001年开始。
    一开始，移民行业还处在一个混乱的阶段。“有很多机构都在做，挂靠不同的部门，甚至旅行社、个体户都有。”混乱的市场带来的是麻烦和无止境的纠纷。于是在2001年，管理部门决定给移民中介发牌照，也就是说只有有资质的机构才能从事移民业务。
    “资质的审批给这个市场带来了规范的管理。”王峥说，就在当年，新通拿到了“001号”的资质牌照，和新通一起的，浙江还有34家移民机构。
    真正的市场竞争开始了。经过两年的沉淀，一批即使有资质的机构，由于不适应竞争，慢慢退出市场，剩下的则开始了专业化的发展。
    2004年是浙江移民行业市场竞争元年，就在这一年，在报纸的广告上，开始出现了“移民”字样，而在之前，移民中介公司由于政策的限制，只能选择用“出国定居”来代替。
    现在，像新通这样的专业移民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在四五千万元。
    移民公司每成功运作一个客户，可获得至少5万元以上的服务费，一些大的移民机构，在移民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甚至还能获得对方国家的一笔返点费用。而他们的支出仅仅是高昂的房租费和几十个员工的人力成本。“虽然没有刚开始时的暴利，但说实话，作为服务行业，移民机构的利润还是蛮高的，有些项目上有100%的利润。”一位移民从业者透露说。

    移民机构竞争激烈
    和美容院合作 互换客户资源

    当浙江商人把生意触角伸到全球各地的时候，也是移民机构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
    现在甚至连上海、北京的移民公司也来浙江“抢人”。像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澳际移民也在杭州、温州等地开设了分公司。
    除了在城市里的高档写字楼开设办公场地外，这些专门为富人服务的机构，还会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多地露脸。
    一个不错的创意是，新通的移民公司就把自己的大幅广告，设在萧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回国通道。“那些刚刚在国外感受过气氛的人，很容易接受移民的观念。”
    移民公司还会千方百计地和一些外资银行、高档住宅，甚至一些贵得令人咋舌的美容院合作，互换客户资源。“因为这些人群都是高收入者，当然也会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有时，他们会动用各种手段推介自己的移民项目和活动。除了常规的平面广告之外，更乐意有针对性地群发短信。目标人群都是他们策划书里描写的高端客户，虽然这需要比一般短信更高的费用，但在移民公司眼里，这种大海撒网式的办法还是有效的。
    当然了，移民机构也会想办法让老客户带新客户来。
    “我们的客户来源关键还是靠口碑。”余华康说。
    这和商人们的天性有关。大多数的商人还是不愿意告诉外人自己是外籍身份，但是他愿意和自己的朋友或生意伙伴分享这些信息。
    于是，那些肩负着开拓市场的移民机构营销部的同事，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从安排在地下酒窖的红酒品鉴会，到户外高尔夫活动，甚至还有高档会所举办的成衣定制活动。
    “这些活动比较轻松，一来可以获得客户的信任，二来和客户沟通起来也比较容易。”
    显然，这些聪明的策划人，希望包装出有噱头的活动来做移民生意，这需要他们比别的行业有更多的创意和想法。

    专家 
    移民背后的社会缩影

    “客观看待移民现象，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浙江改革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社会观察家们总是愿意从社会的一些细微变化中，嗅出这个时代的风向。
    如果只是商务活动或教育原因而产生的移民念头，还不足以让这个社会担忧。“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是，那些因为对国内投资环境或法规政策的焦虑而引起的大量投资移民。”
    似乎也有一些信号在证明这样的担忧。在前几天浙江省政协召开的一个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听证会上，被允许发言的丝绸之路老板凌兰芳和广厦集团老总楼忠福，就向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抱怨，现在的企业经营者生存环境大不如前。凌兰芳还举例说，自己企业加班加点生产出来专供世博会的丝绸产品，因为过高的税收而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困局。
    “现在社会上包括网上的一些仇富言论，也让这些企业家产生移民的念头。”马津龙直言说。
    这也是门槛较低的欧洲小国马耳他成为热门移民国的原因：因为这能满足一些资产相对较少的人群。
    “对于投资性的移民，我们需要进行引导和优化。”卓勇良最后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