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去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今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听了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渐明显。

表1

　　1、收入差距拉大　最高收入组是最低收入组的17倍

　　贫富差距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焦点社会问题之一。随着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那么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从表1中可以看出，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超过了15万元，而20%低收入组的则不足1万元，前者是后者的17倍，也就是说高收入组一年的收入相当于低收入组17年的收入。另外统计各个组的收入和占总收入的比例，统计结果非常严峻，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已经出现了财富向一端聚集的现实了，收入差距的 “极化”态势正在显现。
　　从职业类别来看，不同行业收入差距也很大。收入可以排成四个梯队（见表2），排在第一梯队的分别是私营企业主（23.32万）、经理人员（12.06万）和国家公务人员（7.27万）；排在第二梯队的分别是个体工商户（5.73万）、专业技术人员（5.27万）；排在第三梯队的分别是商业服务人员（4.43万）、办事人员（4.35万）；排在第四梯队的则是产业工人（3.38万）、农民工（2.67万）、失业无业人员（2.59万）和农业劳动者（2.35万）。
　　利用分组数据进一步计算出问卷调查的基尼系数，浙江省这一数值总体达到0.486，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表2

　　2、“被高平均”现象突出　七成以上人收入在平均线下

　　与收入差距相对应，很多人明显感觉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问卷调查中，个人年收入平均达到了5.31万元，标准差为9.02万元，标准差超过了均值，这是因为有部分人的收入偏离均值较大。
　　标准差指的是各数据偏离平均数的距离的平均数，它能反映一个数据集的集散程度。一个较小的标准差，代表这些数值较接近平均值。例如两组数据集合{0，5，9，14}和{5，6，8，9}，其平均值都是7，但后者具有较小的标准差。
　　调查发现，居民收入分布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形状，并且越往收入高的一端越小，这是因为中高收入比例偏低。再看累积百分比，53.8%的人收入在3万元及以下，73.9%的人收入在5万元以及以下，也就是说，七成以上人并没达到这个平均线，平均收入的5.31万元确实是“被高平均”了。

表3

　　3、关于提升社会公平举措　近9成民众认为不理想

　　积极有效地提升公平、改善目前的收入差距，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各级政府也在做着相关努力。但公众对此的认知度并不高，还抱有疑虑。
　　在问到“您认为政府现在提升社会公平方面的举措在未来数年内的成效如何时”，民众的信心不足，认为成效非常显著的仅占10.31%，而近九成的人认为成效不理想（64.9%）或不明显（20.71%），或完全不会有成效（4.08％）。（见表3）
　　对于目前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各项做法中，满意度最高的是福利制度改革，表示满意（包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41.32%，其次是税收制度改革，表示满意的占38.37%，而满意度最低的是解决腐败问题和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分别有57.20%和38.27%的人表示不满意（包括非常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

　　4、情景题：政府有大笔资金先投向哪
　　22.8%的人首选医疗卫生

　　调查中，还设置了一道情境题：“假定政府有一笔较大的资金，要用于当地的发展和建设，认为按顺序排在前三项的应该是？”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医疗卫生，排在第二位的是义务教育，排在第三位的是环境保护，排在第四位的是养老金。
　　不同收入组的期许也各有不同。医疗卫生问题是各收入组都共同关注，期待改进的；环境保护在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二位，即随着收入的增高，对经济的关注度会降低，对非经济的生活环境等关注会升高。

　　问答杨建华
　　缓解“被高平均” 先要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

　　继去年独家发布了那份有点辣的浙江首份财富观的调查报告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再度发布这份富有冲击力的调研报告，触碰到了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以及背后深层的体制顽疾——社会分化和公平缺失等尖锐问题。主持该调查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向记者讲述背后的初衷。
　　一问：这么一项大型的社会调查活动，非常及时也很有针对性，当初发起的初衷是什么？
　　杨建华：收入分配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也不能只限于社会现实，应该将二者结合。收入差距既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我们既要研究收入差距的现状，也要研究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感受。收入不平等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既要了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要探究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
　　正是本着这样的出发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于2010年6月份开展了以“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实证研究”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覆盖了全省6个市，12个区、县。
　　二问：收入差距主要因素是什么？有人说是市场化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越来越大，可能占据主体的位置，这是否准确？
　　杨建华：浙江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而收入差距却小于其他省份，所以不能把原因归结为市场化。当前而言，社会体制机制问题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市场化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腐败和垄断严重等，都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
　　三问：当前“被高平均”的现象比较严重，如何多管齐下缓解这个现象呢？
　　杨建华：首先要保障第一线劳动者的收入。不管是农业劳动者还是产业工人，他们的生活压力如何，他们创造的财富和产生的价值与收入是否成正比值得我们关注。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作了9次调整，但是仍然达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而且缺乏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财富蛋糕就这么大，政府、企业两大块如果拿多了，劳动者的肯定会少了。另外，一线劳动者还经常遭遇克扣工资、加班拿不到工资、年底欠薪等情况，这些都是要制定制度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声音

　　我的收入刚够平均线
　　殷先生 （职业：浙大教师　年收入：6万　28岁）
　　博士毕业，还能留在浙大，对于很多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这并不容易。工作那天，真的很开心，但我很快发现，其实收入并没有想象那么高。加上“安家费”，年收入大概就6万元左右，还没女朋友高。如果按照这次调查的人均收入5.31万元，勉强仅够这条线。

　　钱越来越不经花
　　楼佳 （职业 ：工程师　年收入：3万　25岁）
　　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程师，工作2年多。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倒不是因为身边的朋友比我高多少，而是觉得现在的钱太不经用了。周末和朋友一起吃饭，偶尔开销一次就让我有“出血”感觉。近两年结婚高峰，一到朋友办喜事，我就紧张，红包一般包500元，好朋友就包多点。一个月如果有一两个朋友结婚，这个月手头就很紧了。

　　小老板仍然买不起房
　　发哥（ 职业：广告策划　年收入：3.5万　34岁）
　　我是河南人，老婆是浙江人，7年前留在了浙江开一家广告策划公司。按理说自己当老板，小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但是，小公司竞争压力特别大，一年赚不了几个钱。再说杭州房子涨得太厉害了，越来越买不起，所以到现在还是租房住。

　　让群众看得起病
　　倪捷 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在流行一句话，家里有人重病，看吧，家破人亡，不看，人亡家不破。政府应该在医疗方面多加点投入，让穷人也能看得起病。（罗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