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流浪乞讨儿童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救助。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孩子流落街头？又是什么原因，让救助行动遭遇困难？

　　个别农户带领儿童乞讨为业

　　8岁的河南泰康流浪乞讨儿童芳芳很快就能实现她“漂漂亮亮扎辫子”的愿望了：记者27日在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的病房里看到，头部缠了不少纱布的小女孩正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好奇地望着门外。两天前，她在这里进行了头部疤痕切除缝合等手术，预计半个月就可恢复。
　　这个活泼的小女孩不满４岁时被父亲“租”给杂耍老板，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杂耍乞讨生活。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完不成任务或者不听话，芳芳就会遭到杂耍老板的毒打，“我哭了，他更打我，就不敢哭了。”手术前，她头上留有一大块伤疤。
　　“我现在觉得太对不起孩子了！”芳芳父亲任尚田对记者说，“虽然家里穷，但要是当初知道会这么苦，怎么也不会送孩子去的。”
　　11岁的小梅也是一名流浪乞讨儿童。今年春节前，他由姑姑带到上海，在地铁里向乘客乞讨。当值勤警察发现后，小梅被护送往上海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爸妈说每天要在我身上花好多钱，要我出来工作，知道赚钱不容易。”小梅说，自己每天上午9点钟进地铁，下午4点“下班”，有时候晚上还会“加班”至10点半。“运气好的时候我一天赚一百多元，最差一天也能赚到三四十元。我有这么大一个铁罐子，挣的钱都藏在里面。”他边比划边说，自己是从甘肃来的；而据工作人员了解，他其实来自宁夏。
　　第二天，小梅的家人将他接走。工作人员介绍，小梅在家乡读四年级，只是寒假期间到上海乞讨，家人已送他回乡继续上学。
　　据统计，上海市民政部门2010年共救助18岁以下流浪乞讨未成年人3631人次，其中有600人由上海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救助。
　　上海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负责人魏庆春介绍说，在流浪乞讨儿童中，有的是跟着父母亲属乞讨，有的是在外流浪、生活无着，也不排除有的是被拐卖、被胁迫乞讨。“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很单纯，可能还会因为讨到一点钱而沾沾自喜。”魏庆春带着忧虑说。
　　据调查，安徽省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七八年前一度盛行带残疾儿童外出乞讨，村民宫春治就是其中一员。他对记者说，自己有多年的乙肝病史，不能干力气活，家中经济拮据，看到村里不少人靠残疾儿童外出乞讨挣钱，他也在2001年“租”了一个十四五岁的下肢残疾少年外出乞讨，每个月支付“租金”300元。“这几年，政府经常整顿，而且挣钱途径多了，不大有人带孩子出去要饭了。”宫春治说。
　　宫集镇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王清竹表示，针对宫小村的问题，近年来全镇逐个入户调查，情况大有改善。不过，仍有个别农户还以带儿童乞讨为职业。近期一次全县范围的调查中，发现了两起涉嫌带残疾儿童外出乞讨的案子，5名当事人中1人被刑拘，还有4人被治安拘留。

　　三大因素妨碍救助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表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流浪儿童的救助，各地公安民政部门也迅速展开行动，一些儿童得以成功解救，彰显了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对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工作也遭遇到一些困难，主要因素有三：
　　其一，救助者热心，被助者冷淡。上海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周政介绍说，目前受助的流浪儿童大多是被爱心人士、警察和社会救助人员发现的，主动来到救助站寻求保护的儿童不多，乞讨儿童和被拐儿童只占很小比例；还有一些流浪儿童并非“被拐”，而是由父母亲属带出来流浪乞讨的。
　　其二，流浪儿童来源地和救助地对接不够。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刘德才介绍说，曾有一次，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护送几位乞讨儿童回到位于西部某省的家乡。然而，当工作人员回到上海的时候，其中的几名儿童又在上海街头乞讨了。
　　其三，简单救助，流于形式。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翟年祥教授说，儿童乞讨主要是贫困问题，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乞讨、拐卖、租赁儿童乞讨的犯罪行为，必须加大刑罚力度，发挥法律威慑效果。
　　如今，对流浪儿童乞讨的劝阻、遣返等做法，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解决现实生活难题，解救行动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翟年祥说。

　　亟待加大执法及惩戒力度

　　有关专家表示，消除儿童流浪乞讨现象，当务之急是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障体系，增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大执法及惩戒力度。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开展社会救助时，应该将成年流浪者和未成年流浪者进行区分。“对后者采取‘主动救助’的原则，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进行救助、教育和安置。”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殷啸虎表示，我国现有法律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乞讨本身是违法行为，违法主体不是未成年人自己，而是父母亲属等监护人，必须要让他们负起责任来。”殷啸虎说。
　　上海市政协委员、法官协会副会长张海棠建议，针对一些监护人带领孩子流浪乞讨而处罚效果不佳的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公益监护人制度。“对于那些不能履行教育和抚养义务的监护人，应该在一定时段内甚至长期剥夺其监护权，由公益监护人承担起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说：“对于自救性乞讨应该尽力救助，对于强迫性乞讨和牟利性乞讨，则要严打幕后黑手。”姚建龙认为，流浪乞讨儿童问题与儿童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从长远考虑，应当制定儿童福利法或未成年人福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