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

    我写的绝大多数题材都重大敏感，一开始采访很艰难，后来就好了，都是独家采访。
    我没有任何官方途径，只有自己努力。
    写这些东西，要非常严谨，我都是用第一手资料做基础。
    《四人帮兴亡史》，一百二十八万字，中共中央党史办公室审查通过。写“四人帮”的书，公开出版的，只有我写的这一本。
    写政治题材，要做到两个“确”，政治观点正确，事实要准确。我的书里面没有任何虚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虚构，你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就会被怀疑。比如，你能写毛泽东和江青在房间里说了什么吗？不能啊，我的书中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那就是小说了，不是纪实文学。
    我写的是大题材，“小酒杯里的风波，大海里的怒涛”，要么是第一手采访的资料，要么就是直接拿来的官方文件，我坚决反对东拼西凑。
    正因为这样的书很难写，所以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很少，曾经也有很多人写这类书，但慢慢大浪淘沙淘汰掉了。

    考证

    比如，“中共一大”开到一半，突然进来了一个侦探，这事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侦探是谁？我考证出来了。去年七月，纪念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很多报纸都提到。我是1991年提出思路的，后来这个人的身份越来越明晰，我甚至把他在法国巡捕房的工作证都找出来了，按道理，这是党史专家来做的事。
    还有陈独秀，有一年在上海忽然不见了，一个多月他到哪里去了？都知道他有情人，情人是谁？我采访了她当年的邻居，我把她的户口簿都找到了。

    傅雷之死，到底是上吊还是服毒？他儿子也说是服毒，喝敌敌畏死的。我拿到了傅雷的死亡档案，他们就服了，儿子是听保姆说的，保姆最后不得不承认，她当时也是推断出来的。
    毛泽东谈《水浒》是和谁谈的？我后来查出这个人，他是一个大学讲师。那他是怎么到中南海的？是怎么每天晚上陪毛主席读书的？这个谈话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谈话到了姚文元手上了？江青又是怎么利用了这个谈话？
    上海的“安亭卧轨事件”，我在档案馆发现了上海市“革委会”派卡车给工人送面包时领取面包的负责人的名单，我就按名单去找当时造反派的头头，有一个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隐姓埋名，都不成人形了。我去找，他很吃惊，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他是造反派头头，刚开始不理我，最后他还是给我讲了很多。
    有一次我在胡乔木的秘书家听到他的警卫员有一个笔记本，记录了“文革”中胡乔木哪天挨批了，哪天去医院了之类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周恩来找胡乔木，找不到，周恩来就让警卫员把胡乔木每天的行踪记录下来。本来警卫员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总理说了，就可以。我听说后，当天晚上，连夜到西单那个警卫员的家里，把日记借出来复印，我写《胡乔木传》写到“文革”那一段，这个本子上记的东西都是最真实的东西。
    当代人写历史，失落在民间的东西很多，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很多失去的史料。
    为什么读者喜欢我的书，因为我的书里很多内容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普通读者要看，党史专家也要看。《陈伯达传》我前前后后采访七年，无数次上北京，这个历史材料的来源，全部是靠自己挖掘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党史办公室特意问我要这本书。
    第一手资料是奠定在非常扎实的工作基础上的。这样，不但老百姓专家要看你，政府相关部门也会尊重你。

    读书

    书分两类，一是精读，一是泛读，拿到一本书要把这个分清楚。精读要看得很仔细。泛读是走马观花，一目十行。很快浏览时，正好看到这一行对你的专业或者工作有好处要马上下马观花，深读，否则，书那么多，工作量会很大。
    泛读要抓住重点，要学会踩刹车。
    我记忆力很好，读过的书很多年后都会记得。后来不怎么做读书笔记，读书卡片了，基本靠记忆。
    我家有五万册书，楼上有个游泳池，池子里放了三十多个书架，全是书，基本上，哪本书放在哪里，我都知道。
    读书一定要掌握技巧，掌握度，要和专业有关，和自己的领域有关。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知识结构，有一定的基础。
    我也提倡读书不分界，要越界读书，学理科的不妨看看文学哲学的，不要隔行如隔山，看书的时候，做博士，做杂家，文理兼用，范围拉广。
    书是有架子的，你不去找它，它绝对不会来找你，你一定要主动去看。

    荐书

    一、《十万个为什么》，几代人产生的一本书，经过那么多时光的考验，说明是有价值的。
    二、《傅雷家书》，年轻人读了会懂得怎么做人，年纪大点的读了会懂得怎么做父母。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一共三本，从事党政工作的人都要看，我也在看。
    四、尼克松的《领袖们》，人物传记，他站在美国人的视角谈毛，周，蒋，不是一般人的视角。
    五、《三百六十五夜》，孩子和家长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