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会议期间，在人民大会堂的广东厅、浙江厅、江苏厅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广东、浙江、江苏代表团的最重要议题。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正在努力探索经济转型升级的不同模式，寻求继续领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出路。
　　在这些代表团小组讨论建设的语境中，很少再听到GDP、经济增长竞争的说法，频繁出现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科学发展总水平排名、研发投入比重、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比等指标数据。语境变化的背后，或是发展观念真正的蜕变。
　　与转型阵痛同时并存的，是新的崛起的希望。

　　浙江：主推四大国家战略

　　浙江在花大力气破解制约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障碍。——浙江省省长 夏宝龙
　　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引用中科院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说：2010年和2011年，浙江科学发展总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位；2011年浙江的GDP质量指数仅居北京、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三。
　　夏宝龙表示，浙江把调整结构作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把创新体制机制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浙江在花大力气破解制约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障碍。”夏宝龙说，浙江已开展了四轮审批制度的改革，改革后，省级重点项目的投资审批速度提高了34个工作日，下放了406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的权限。
　　当下，包括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内的四大国家战略是浙江省主推的重点。浙江省希望通过“四大战略”的改革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体制改革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受到全国关注。
　　过去30多年里，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创造了温州模式。如今，国务院将温州确定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将在新一轮改革发展中承担更重的任务。
　　根据中央给出的整体方案，围绕着解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温州将着力构建多层次、良性竞争的金融体系，培育地方资本市场。
　　根据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介绍，目前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已达30家，另有22家正在筹建，开业的村镇银行已达6家。“温州的民间资金较多，我们同时向全国各地扩张村镇银行体系。”他同时透露，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大量吸收本地民间资本来进行改革。“除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之外，以民间资本控股地方法人银行方面，也有重大进展。温州11家农村合作银行，最近已有2家改制方案确定。今年年底到明年，其余9家也将会以民间资本控股的方式进行改制。同时温州的地方银行也会走这条道路。”
　　已公布的温州金融改革实施细则中称，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民间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此外，陈德荣还透露，温州方面正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作，以推动温州的中小企业从家族式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最终使更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虽然事实上，温州的中小企业上市的意愿并不十分迫切。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曾在去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温州市政府已经划出大片土地来规划建设一个金融集聚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温州人都请到这个楼里来。”
　　但温州现有的平台、空间、环境，是否能与城市战略地位的提升、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相匹配，这是个问题。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是单兵突进，都需要综合配套。”陈德荣说。

　　广东：攻坚进行时

　　要牵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使政府职能错位的正位，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广东省省长 朱小丹
　　过去的5年，被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形容为“广东历史上发展最好的5年”。
　　朱小丹给出一组证明数据：2007—2011年，广东三大产业的比重由5.3：50.4：44.3调整为今年底的5：49.7：45.3；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8.3%提高98.2%；高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4%上升到34.4%；加工贸易当中委托设计加自主品牌生产方式出口占比提高到45%；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分别年均增长18.2%和48.9%，位居全国第一位，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超过了全国的50%……
　　“所有这些数据，都能够反映我们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朱小丹说。
　　他坦陈，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广东暴露得更早、更充分。
　　“目前我们已进入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朱小丹将转型升级形容为一场关系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硬仗。
　　深圳市市委书记王荣表示，要加快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为推动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赢得主动权，“我们的研发投入比重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万元GDP能耗、水耗在全国处最低水平。”
　　在制造业重地东莞，转型升级是更紧迫的课题。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曾说，东莞转型升级成功之日就是广东科学发展胜利之时。东莞市市委书记徐建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省落后，但在逐渐回升，更重要的是，体现发展质量的一些重要指标也在好转。”他举例，1—9月份，东莞的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分别排广东省的第二、第三位；GDP增速虽靠后，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却名列前茅。
　　东莞提出了“三重建设”，即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发展平台、重大科技专项。在徐建华看来，东莞的企业是“满天星斗，缺乏明月”，要通过“三重”搞一些骨干项目，撑起一片天。目前为止，项目已签约1025亿，“未来两三年内，这是我们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后盾。”
　　“当前的改革还是要从政府的自我革命做起，以政府职能转变，引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等各项改革。”朱小丹说。
　　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正式下发。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对100项行政审批事项作出调整，包括在广东省区域内停止实施66项行政审批事项，34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意下放管理层级。
　　朱小丹表示，要牵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使政府职能错位的正位，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
　　广东期望以政府的转型再次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转型。

　　江苏：人才优势超越政策红利

　　我们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挑战，比较突出的是经济结构性矛盾、资源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压力。破解这些难题，关键要靠创新驱动。——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
　　相比广东和浙江，江苏省缺乏像国家级新区那样显赫的国家战略政策红利。但江苏的优势在人才，尤其具有海外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优势。
　　“十二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重点实施“八项工程”，其中转型升级工程、科技创新工程位列其首。
　　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介绍，今年江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美元。从产业结构看，比例更趋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达到35%，服务业占比达到42.6%。
　　仅以南京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南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逆势增长17%，其中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生物医药等产业产值增幅均超过25%，软件信息服务业产值增长甚至超过43%，均高于工业产值12%的平均增幅。
　　“但如果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先进国家为参照系，我们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挑战，比较突出的是经济结构性矛盾、资源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压力。破解这些难题，关键要靠创新驱动。”罗志军说，江苏省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5.2%，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南京市市委书记杨卫泽表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进而推动城市转型，最终打赢转变发展方式这场硬仗。
　　毫无疑问，这场硬仗的核心在人才。
　　江苏省实施了“万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海外人才的引进上明显走在全国的前列。以苏州为例，官方数据显示，苏州人才总量增长率连续9年保持在15%以上，高层次人才数量增速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已有3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无锡也推出了“530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30名海外领军创业人)。
　　事实上，早在2003年前，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就曾作为江苏的“形象大使”，先后两次率团专门到韩日、北美地区招聘人才。在招聘过程中，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江苏，多次到招聘现场和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回国创业。
　　后来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李源潮曾表达过这样的理想：未来10年、20年，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周围，能不能成为世界上科技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若这一理想能实现，苏南当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