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困惑

    做个好的投资人，就得“做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市场主义者”。
    “投资人如果没有理想，看不见美好的未来，根本没法投下去；创业者没有理想，我们也不会投。”
    其实我们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华睿投资的项目，而是其他一些事，譬如理想。
    宗佩民说，做个好的投资人，就得“做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市场主义者”。
    他说，投资就是一门关于理想的生意：钱投下去，能不能做个好公司；这些项目投下去，能不能投出一个好行业。这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这是关于未来的生意，可能是五年后，甚至是十年后。“投资人如果没有理想，看不见美好的未来，根本没法投下去；创业者没有理想，我们也不会投。”有理想的创业者会成为企业家，没理想的只会成为一个生意人，后者想的就是我能不能发财、买别墅、过上好日子——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投资会被这种人转去炒房地产或者股票。
    在他看来，创投其实有点像服务行业：不仅仅提供的是资本（这是最好被替代的资源），还要对投资的项目提供帮助，也许是一起寻找模式、方向，也许是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让企业保持成长并且最终上市；创投也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利益。“要带着理想做事，又要到市场里去赚钱。”
    但理想也会成为投资人困扰的来源，因为理想和现实中间，难免有差距，而投资人接触到现实又特别多些。
    我们谈到了某个最近开始转移资产的著名商人，宗佩民认为他只是一个生意人。我们谈到房地产业，“如果我投资的企业想做房地产，我都会反对”；他认为2003年以后，浙商把上世纪90年代聚集的财富投到了房地产业，当时看起来很赚钱，但是却错过了产业升级的好机会，实际上伤害特别大。我们还谈到了创业者的空间，即使是在被认为最有活力的互联网领域，人们也更愿意打工，而不愿意创业，因为“巨头们占了太多空间，上升渠道似乎越来越窄”。
    宗佩民总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想起那时候他遇到的那些浙商，“那种激情似乎越来越罕见”。这让他有很强的危机感，他觉得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人愿意去创业，去创造一些新的技术、模式，那可能就是社会出了问题。
    他一再地和我说他的一个构想，那是一个类似于创业课堂的公益项目，针对的不是那些已经在创业的人，而是那些希望创业的年轻人。“我可以免费给他们讲课，也可以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适合去做什么项目的创业。如果几个月后，他们做得不错，我也可以投资。”
    危险总是与机会同在，这其实也是投资的法则。

    对话
    Q：城周记者
    A：宗佩民

    Q：如果有机会遇到2002年的宗佩民，你会对他说什么？
    A：一定要站在这个时代的前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Q：你今年关注最多的领域是哪些？
    A：互联网金融，O2O，健康护理，还有手机游戏，说起来，都和移动互联网有关。其实产业发展还是有规律的，2007年前是装备材料、医药、消费品、互联网，2008年是LED，2009年是节能环保，2010年是医疗器械，2011年以来是移动互联网。这对投资人要求也比较高，那些领域都是新的，一出来你就必须马上学习，研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可能的关键点在哪儿。
    Q：像华睿在投资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指导原则？
    A：当然有了。我们投资里面有20条戒律，碰到类似情况，肯定不投资。比如这个项目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跟国家政策抵触的，就算效益再好也不能做；一个董事长名片上头衔很多，或者用土豪金特征很明显的，穿金戴银的，这些人我一般不投；生活很悠闲，天天打高尔夫的人我也不会投，创业是没有时间打球的。其实，我们跟创业者交流，一方面要看他从事的行业，他的企业本身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看那个人，是不是很专注、思路是否清晰，还有是不是善良。投资看重的是收益，收益背后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Q：你最欣赏的企业家是谁？
    A：具体的人不好讲，但是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做成一个事业，做成一个产业。宗庆后加马云大概就是我欣赏的样子，宗庆后是实业创富，一直非常踏实，马云则是靠创新成功，他们各自的优点可以互补。值得尊重的企业家应该不去做投机，不要去垄断行业，不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套利，应该为商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作出努力。
    Q：在投资一家创业企业之后，你们一般要做哪些事？
    A：首先就是帮助企业搞清楚定位和模式。很多创业者方向对，但是从哪个点切入，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做就不清晰了——这是很多创业者缺乏的东西，没有找到方法。然后是产权和体制的问题，业务上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是技术资源，研发阶段我们会帮着找一些专家，或者技术补充，在技术上帮助企业有些突破。第四个就是市场，我们有时甚至会帮投资企业找客户，因为初始客户很重要。
    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事，就是推动政府政策的制定。浙江对企业上市的扶助政策中，有不少是我们在背后推动的，我们会介绍别的地方新政策给政府，让他们研究是否可以在浙江实行。比如工厂物联网，很多浙江企业没有兴趣建，但我们省里面拿出3个亿资金，设立物联网专项，企业建设物联网可以获得10%的政府补贴，这个市场就在浙江启动了。
    Q：你觉得现在遇到的创业者和上世纪90年代的创业者有什么不同？
    A：浙江的年轻人，尤其富二代们都学金融去了，学金融其实只是学个皮毛，资本又很分散，动不动就喜欢做金融和房地产，搞科技创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浙江遇到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像父辈一样，深入制造业，搞科技创新，搞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那可能浙江的经济又是另一种局面了。浙江这两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这可能就是个原因。
    不过，现在还有很多新浙江人在创业。像我们投资的科技创新这块项目，新浙江人要占到60%以上。他们身上往往有老一代浙商的味道，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很强烈。当然，有些来自内地的创业者也有些问题，比如听不进反对意见，这可能和他们的生长环境中缺少商业文化有关。
    Q：投资人是否一般都会更关注社会问题？
    A：投资人对整个社会环境关注度会比较高，因为我们牵扯到的领域比较多，所以体会比较深。我们投了80家企业，股东100多个，每个企业的光荣与梦想，每个人的幸福与苦难，都会到我们这里。我们对社会的情况也是最敏感的。投资人对产业投资，一般都会有理想，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会想要找到答案。当然，我们也有方法找到平衡。一方面，我们会和政府沟通，提更多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把企业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Q：有没有想过二十年之后，你还会做什么？
    A：肯定退休了。回老家去，把整个古村保护下来，现在很多房子已经被拆掉了。那时候，我想搞个旅游景区，把房子重新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