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三角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新优势 记者：魏来）

　　今年伊始，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给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数字经济优势凸显，为全民抗疫防疫和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引发了中国新一轮的数字化高潮。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长三角该如何打造新优势呢？

　　数字经济按下“加速键”

　　近年来，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据显示，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总量达到8.63万亿元，占全国的28%，数字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40%。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地，长三角区域自然不会缺席这一高速发展的“窗口期”。《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建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长三角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被国家寄予厚望。数字经济也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展的一个新抓手。

　　“数字经济有三大特点。”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替代性。在过去几十年，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信息通信技术产品价格持续快速下降，对其他传统领域产品形成非常明显的替代，进而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二是渗透性。即数字经济可以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与人们的生活习惯。三是协同性。即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仅能改善资源配置状况，还能增进要素间的协同性，进而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带动经济增长。”付一夫进一步指出，“此外，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可以形成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价格机制，由此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同时能形成各种新兴业态，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并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各地禀赋各异

　　整体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各具特色，三省一市也各尽所能，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安徽省政府携合肥等六个地市，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全面发力数字化。

　　——杭州今年将重点实施“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六新’发展”行动，加快布局以数字基建为核心的新基建，全面赋能和推进新消费、新制造、新电商、新健康、新治理，增强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

　　——上海市青浦区、浙江省嘉善县、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签署改革备忘录，着力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数据开放共享，共同打造“数字示范区”。

　　——南京出台了《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出“数字南京”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蝶变”。

　　那么，长三角发展数字经济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在陈建军看来，长三角拥有三方面优势。首先，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全球性。“目前，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已不是传统制造业的竞争，而主要是数字经济的竞争。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全国甚至全球意义，涌现了一批以阿里巴巴、海康威视为代表的具有全球地位的数字经济企业。”陈建军称。

　　“同时，长三角的民营企业特别活跃。民营资本的投资效率高，在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彰显了强劲的活力，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也顺应了中国的市场改革的方向。”陈建军进一步指出，“此外，以创新策源地为引领，打造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双链融合，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以创新链带动产业链发展，由龙头企业通过资本和人才来带动一批数字经济的中小企业发展。”

　　从城市层面看，陈建军认为，上海相对来讲实力比较雄厚，数字制造业发展情况较好。上海是全国芯片产业的巨头，张江高科园区依托强劲的高科技制造业，成为中国数字芯片产业的一大集聚区。同时，上海数字制造业开始向数字服务业领域渗透，已成为仅次于杭州的长三角第二大互联网产业集聚区。

　　“杭州的数字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从数字服务业开始突破，目前也开始往数字制造业、数据研发产业方面发展。”陈建军进一步分析称，苏州制造业比较发达，目前和上海基本形成了城市联盟的关系；南京主要依托丰富的高校资源，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还需要更多民营资本的支撑；合肥数字经济的发展则主要是依托于中科院和中国科技大学，涌现了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家。

　　挑战与机遇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引擎作用不断凸显。不过，在新一轮的数字化浪潮中，数字经济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系副主任、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端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虽然在疫情倒逼下，数字经济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窗口期”，近几个月来新业态、新消费持续涌现，但目前的产业体系、评测体系、财税体系和治理体系等方面都严重滞后，或将成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具体来看，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陈端指出，“第一，虽然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数据作为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数据如何确权流转？企业新增利润中哪些是因为数据红利所产生的？新增红利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会在实践层面带来困扰。”

　　“第二，目前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及其对宏观经济增长和消费、就业带来的作用也缺乏统一的界量标准。如何更好在全社会范内实现政企数据的互通共享，以此为经济决策优化提供参考，是我们需要在下一阶段重点着力的问题。同时，面向数字经济一整套财税政策体系改革也任重道远。”陈端进一步指出，第四，“新基建”目前备受关注，但针对新场景、新应用的正向和负向效应，包括过度数字依赖带来的社会安全风险，都需要科学审慎评估。此外，如何有机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区域发展规划，打造内生性增长优势，还需要有一个从认知到行动的渐进过程。否则，快速响应号召投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但软环境配套尤其是人的观念跟不上形势，可能导致应有的作用难以发挥和资源浪费。

　　在付一夫看来，我国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三方面挑战：

　　从技术层面看，我国数字经济在核心技术方面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数字制造装备、芯片技术、系统软件、材料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缺乏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

　　在数字经济细分行业层面，我国相关企业的核心发展思路依然是面向C端，即追求快速增长的用户数量，以互联网营销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推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但在面向B端企业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行业发展仍不够理想，进而导致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

　　在结构层面，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大中小企业之间渗透不均衡等问题。

　　陈建军指出，长三角数字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制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努力攻破关键“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不受国际形势遏制的“中国制造”的数字经济产业链。

　　“三省一市分工协作，重点突破数字经济的中国制造产品，以替代国外进口，是长三角在数字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方向。”陈建军表示。